中国历代服饰特点知识汇总
发布机构:本站原创    发布时间:2022-08-14

  最早的服装应该是在劳动中起源的。相传,古时炎帝神农氏的形象是:身着红色襦袴,臂膊上戴有形似臂箍的东西,小腿着绑腿,头戴鸟羽帽,足踏皮制鞋,手执农具,俨然是一幅农人的画像。而传说中老百姓头上戴的不是羽毛帽,而是戴尖帽或圆筒高帽。传说中的形象描绘可能是出自对出土文物中某些形象的分析,但是史前毫无记录可考,确实难以置信,所以也可能是出于后人的揣度。

  在古代的黄帝、尧舜时期开始有了衣裳,结束了史前那种围披状态。人们穿着这种式样的衣裳,拜祭祖先和天地。人们从经验中得知,早晨天未亮时,天空是黑色(称“玄”),上衣如天,所以用玄色;而大地为黄色,下裳如地,服色即用黄色,以此表达对天和地的崇拜。远古时期,以上衣下裳代表服式,又有上衣下裳相连的“深衣制”,这种深衣形式在那时男女没有区别。

  中国古代的殷商时期开始有了文字,那时的文字绝大多数是象形字,甚至是图画。从甲骨文中我们可以见到衣、履、黄裳、带、袂等反映服饰着装的字样。从出土的人物形象中,看到有玉佩、玉环、耳坠、项饰、笄、梳,以及丝绸、麻布和铜饰,分辨出精美的饰物和考究的衣物。但这些均为贵族所有,说明服装与服饰体系正进一步完善。

  西周的建立,使社会生产力大大发展和提高,物质明显丰富起来,社会秩序也走向条理化,并有了规章制度。服饰形制也由于尊卑等级的存在、礼仪的需要而进一步规范化,被纳入“礼治”范围,尊卑贵贱,各有分别。

  这时候服饰的专用界限、等级标志开始清晰,品种类别也相应地增加,像宫室中拜天地、敬鬼神时专有祭礼服,上朝大典时有朝会服,军事之中专有从戎服,婚嫁之仪专用婚礼服,吊丧时又有丧服。衣裳虽然还是采用上衣玄下裳黄,但在官职服饰中增加了裳前襟的大带(大带是用丝织或缂制成,宽四寸)、玉珮(以玉为原料,以丝带连系在腰间的挂饰)。另外在服色上也开始有了等级差别。西周的服式,除宽衣长带的特有风格以外,还吸收了北方鲜卑族(今锡伯族)以带钩束腰的服饰花色(在丝带的接头处,以金、银、铜或铁等金属制成的精细的勾或扣)。

  由于连年战争,战国时期各种礼仪逐渐废除不用。战国七雄齐、楚、燕、韩、赵、魏、秦各诸侯国的服饰,由于风土所限,相应地产生一些变化。

  从近年来湖南长沙出土的战国楚墓中的彩绘木俑身上,可以看到当时很有代表性的服饰特点。这时候的服饰以沿宽边的下身缠绕式的肥大衣服为主。其缠绕是将前襟向后身围裹,即采取横线与斜线的空间互补,获得静中有动和动中有静的装饰效果。因为衣料比较轻薄,为了防止薄衣缠身,所以采用平挺的锦类织物镶边,边上再装饰云纹图案,即“衣作绣,锦为沿”,将实用与审美巧妙地结合。这些构思与制作方法,都充分体现了古人设计的智慧与聪敏。

  战国时期男子着装,衣长不过膝,以连续矩纹和条纹作装饰,此种图案与当时的漆器器皿边饰十分相似。男装以交叉领、窄袖、腰间束带为基本样式。战国时期的带钩质地多为金、银、铜、铁、玉,在带钩上刻有花纹,有时也镶上绿松石,显示尊贵富有。还有一种金银错的手工工艺,对金石进行加工后,其外观更加精致华贵。战国时期的冶铁业比较兴旺,可以制做男人身上悬挂的铜刀,工艺也属上乘,如一种二十五公分长的小弯刀,刀背上雕刻有各式花纹,当时广为人们喜爱和佩带,名为“容刀”。这时的挂刀,已不完全为实用,很大程度上装饰取代了实用。

  秦汉时期由于国家统一,服装风格也趋于一致。秦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幅员广大、民族众多的封建统一国家。秦王政当上始皇帝之后,立即着手推行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,如统一度量衡、刑律条令等,其中也包括衣冠服饰制度。不过,由于秦始皇当政时间太短,服饰制度仅属初创,还不完备,只在服装的颜色上做了统一。秦始皇深受阴阳五行学说影响,相信秦克周,应当是水克火,因为周朝是“火气胜金,色尚赤”,那么秦胜周就是水德,颜色崇尚黑色。这样,在秦朝黑色为尊贵的颜色,衣饰也以黑色为时尚颜色了。

  秦代铠甲战服我们从出土文物中可以看见。在陕西临潼出土的陶俑所着铠甲应是秦兵俑中最为常见的铠甲样式,是普通战士的装束。这类铠甲有如下特点:胸部的甲片都是上片压下片,腹部的甲片,都是下片压上片,以便于活动。从胸腹正中的中线来看,所有甲片都由中间向两侧叠压,肩部甲片的组合与腹部相同。在肩部、腹部和颈下周围的甲片都用连甲带连接,所有甲片上都有甲钉,其数或二或三或四不等,最多不超过六枚。甲衣的长度,前后相等,下摆一般多为圆形。

  中国完整的服装服饰制度是在汉朝确立的。汉代染织工艺、剌绣工艺和金属工艺发展较快,推动了服装装饰的变化。

  在西汉时期二百年之中,服饰实行“深衣制”,它的特点是象蝉一样的头冠(帽子),红色的衣服,象田字状的领子,戴玉珮,穿红色的鞋。深衣形制是上衣下裳相连接缝在一起,做祭服的中衣要缘黑色边,作为朝服的中衣需缘红色边。当时男女服用极为普遍,服饰总称“禅衣”,禅衣是单层的外衣。禅衣里面有中衣、深衣,其形与禅衣无大区别,只是袖形有变化,都属于单层布帛衣裳。官员在上朝时都要穿黑色禅衣。

  汉衣款式以衣襟分类,可以划分两种:一为“曲裾禅衣”,即开襟是从领曲斜至腋下;一为直裾禅衣,是开襟从领向下垂直,此种禅衣又称“襜褕”。曲裾,即为战国时期流行的深衣,汉代仍然沿用。到东汉,男子穿深衣的已经不多了,一般为直裾衣,但并不能作为正式礼服。这种服式既长又宽,从款式上官民服用基本没有差别,但从原料和颜色上,却可明显显示等级的不同。

  汉代着衣有七个特点:(1)穿外衣时,由于领大而且弯曲,穿衣时必需暴露中衣的领型;(2)穿衣必用白色面料做里;(3)袖宽为一尺二寸;(4)衫无袖;(5)穿皮毛服装时,裘毛朝外;(6)腰带极为考究,所用带钩以金制成各种兽形,如螳螂形或琵琶形,形象十分生动有趣,一般长度在一寸半至六寸之间,是衣裳中间显要的装饰物;汉代带钩从形、色和工艺上都达到了极高的水平,较比西周和战国时期,在设计和制作方面都要精美得多,因此颇受男人们的喜爱,佩戴者很多;(7)男子保持佩刀习俗,但所佩之刀有形无刃,因此失去了实际价值,主要是显示仪容。

  魏晋服装服饰虽然保留了汉代的基本形式,但在风格特征上,却有独到突出的地方。这与当时的艺术品和工艺品的创作思路有密切关系,其风格的同一性比较明显。

  魏晋的铠甲最普遍的形式是两裆铠,长至膝上,腰部以上是胸背甲,有的用小甲片编缀而成,有的用整块大甲片,甲身分前后两片,肩部及两侧用带系束。胸前和背后有圆护,因大多以铜铁等金属制成,并且打磨得极光,颇似镜子。在战场上穿“明光铠”,由于太阳的照射,会发出耀眼的“明光”,所以这样称呼。这种铠甲的样式很多,而且繁简不一,有的只是在裲裆的基础上前后各加两块圆护,有的则装有护肩、护膝,复杂的还有重护肩。身甲大多长至臀部,腰间用皮带系束。

  南朝服式以襦裙为主,妇女尤其以着裙为正统,不穿裙而露裤的人,被看做是没礼貌的行为。当时女子头上包白纶巾(是一种配有青丝带的头巾,传说在三国时诸葛亮平时戴此头巾),衣袖长而且窄并加以缕雕花纹。跳舞者穿长衫,并在身上披挂很长的带子,头上束纨巾。

 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政治、经济高度发展,文化艺术繁荣昌盛的时代,是封建文化灿烂辉煌的时代。唐改变了魏晋南北朝和隋的混乱分裂状态,建立了统一强盛的国家,对外贸易发达,生产力极大发展,较长时间国泰民安,尤其是在已成为亚洲各民族经济、文化交流中心的盛唐时期。这个时期,唐吸收印度和伊朗文化,从壁画、石刻、雕塑、书、画、绢绣、陶俑及服饰之中,都充分体现出来。

  唐代的妇女服饰是历代中的佼佼者,其衣料质地考究,造型雍容华贵,装扮配饰富丽堂皇。其形制虽然仍是汉、隋的延续,但是多受北方少数民族鲜卑人(现今锡伯族)的影响,同时也受到西域文化艺术的影响。尤其在盛唐时期,国力兴旺,与邻国朝鲜、越南、日本、波斯等国贸易、文化交流日趋频繁,互派使者,接受留学生,因此在服饰上形成了独特的开放浪漫风格。到了贞元时期,外来冲击力的作用,对妇女服饰产生了明显的影响。

  由于沟通西域,外族服饰文化对唐宫产生的影响还反映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。中国妇女历来深受旧礼教的思想束缚,尤其古代妇女的社会地位低下,常以伎乐人、官伎、宫伎、营伎、家伎的底层身份,被富有者视为玩物和买卖的商品。而唐代就出现一些具有反抗精神的女子,跳出围墙和男人并肩外出,到大自然中去观赏风景、骑马游春,于是就有许多女扮男装的场面。唐代经常能见到头戴纱冪,身着男装袍裤的俊俏女子与男人同行,并一时形成风尚。不论是出行图景还是打马球的场面,新式着装已经成为历史上的创举,这充分说明唐代女性在思想观念上的变化。这种男装化的女性服装,史料中留下了不少记载,懿德太子墓墓门石刻,至今还保留着两个戴乌纱幞头,上着小袖宽领衣,下着波斯条纹锦镶边长裤,足着软底镂空锦鞋的女扮男装形象。

  唐装还对邻国有很大的影响,比如日本和服从色彩上大大吸取了唐装的精华,朝鲜服也从形式上承继了唐装的长处。唐装襦裙线条柔长,十分优美自如,用料主要是丝织品,因此衣物以“软”和“飘柔”著称。唐装本身品类多,善变化,从外形到装饰均大胆吸收外来服饰特点,多以中亚、印度、伊朗、波斯及北方和西域外族服饰为参考,充实了唐代服饰文化,使得唐代服饰丰富多采,富丽堂皇,风格独特,奇异多姿,成为中国历史服饰中的一朵奇葩,令世人瞩目。

  宋代女子服装分三种:一为自皇后、贵妃至各级命妇所用的“公服”,一为平民百姓所用的吉凶服称“礼服”,一为日常所用的常服。宋装继承唐装,女服仍以衫、襦、袄、背子、裙、袍、褂、深衣为主,绝大部分是直领对襟式,无带无扣,颈部外缘缝制着护领。服式采用衣袖相连的裁剪方式,有的限于面料的幅宽,因而在衣片的背部或袖椿部分采用接缝和贴边装饰。单夹衣有前身短后身长的式样,也有无袖的大背心式样。出土的衣服都在领边、袖边、大襟边、腰部和下摆部位分别镶边或绣有装饰图案,采用印金、刺绣和彩绘工艺,饰以牡丹、山茶、梅花和百合等花卉图案。

  朝服是红衣红裳,内穿白色罗质中单,外系罗料大带,并有绯色罗料蔽膝,身挂锦绶、玉珮、玉钏,下着白绫袜黑皮履。除这种朝服是统一样式外,官职的高低是以搭配的不同来区别的,主要是在有无禅衣(中单)和锦绶的图案上作级别变化。穿朝服时,必戴“进贤冠”(一种涂漆的梁冠帽)、“貂蝉冠”(又名“笼巾”,是以藤丝编成形,上面涂漆的冠帽)、獬豸冠(属进贤冠一类)。

  公服即常服,又名“从省服”,以曲领大袖,腰间束革带为主要形式,另也有窄袖式样。这种服式以用色区别等级,如九品官以上用青色,七品官以上用绿色,五品官以上用朱色,三品官以上用紫色;到宋元丰年间用色稍有更改,四品以上用紫色,六品以上用绯色,九品以上用绿色。按当时的规定,服用紫色和绯色(朱色)衣者,都要配挂金银装饰的鱼袋,高低职位以此物加以明显的区别。

  此外宋代男式衣着,还有布衫和罗衫。内用的叫汗衫,有交领和颌领形式,质料很考究,多用绸缎、纱、罗,颜色有白、青、皂(黑)、杏黄、茶褐等。袄的质料有布、绸、罗、锦、纻丝和皮,袄的用色有青、红、枣红、墨绿、鹅黄等几种。贵族裤子的质地也十分讲究,多以纱、罗、绢、绸、绮、绫制作,并有平素纹、大提花、小提花等图案装饰,裤色以驼黄、棕、褐为主色。

  元代是中国历史上民族融合的时代,服装服饰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特点。元太祖成吉思汗自1206年建汗国,灭西夏、金之后,其民族组成主要以蒙古族为主。元代由于民族矛盾比较尖锐,长期处于战乱状态,纺织业、手工业遭到很大破坏。宫中服制长期延用宋式,直到l321年元英宗时期才参照古制,制定了天子和百官的上衣连下裳、上紧下短,并在腰间加襞积,肩背挂大珠的“质孙服”制,汉人称“一色衣”或“质孙服”。这是承袭汉族又兼有蒙古民族特点的服制。

  “质孙服”服用面很广,大臣在内宫大宴中可以穿着,乐工和卫士也同样服用,这种服式上、下级的区别体现在质地粗细的不同上。天子的有十五个等级(以质分级层次),每级所用的原料和选色完全统一,衣服和帽子一致,整体效果十分出色。比如,衣服若是金锦剪茸,其帽也必然是金锦暖帽;若衣服用白色粉皮,其帽必定是白金答子暖帽。天子夏服也有十五等级,与冬装类同。百官的冬服有九个等级,夏季有十四个等级,同样也是以质地和色泽区分。

  元代女服分贵族和平民两种样式。贵族多为蒙人,以皮衣皮帽为民族装,貂鼠和羊皮制衣较为广泛,式样多为宽大的袍式,袖口窄小,袖身宽肥,由于衣长曳地,贵夫人外出行乐时,必须有女奴牵拉。这种袍式在肩部做有一云肩,即所谓“金绣云肩翠玉缨”,十分华美。作为礼服的袍,面料质地十分考究,采用大红色织金、锦、蒙茸和很长的毡类织物。当时最流行的服用色彩以红、黄、绿、褐、玫红、紫、金等为主。

  到明代,服装出现了许多新的变化,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前襟的纽扣代替了几千年来的带结。但是纽扣并非始于明代,从元代的辫线袄子腰围部分曾经见到过钉纽扣的形式。纽扣的使用也是一种变革,体现着时代的进步。另外理学盛行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服装风格。

  明代女装上衣是三领窄袖,身长三尺,露裙二、三寸。当时扬州流行一种新式样:女衫长二尺八寸,袖子宽一尺二寸,外护袖镶锦绣,冬季镶貂狐皮。裙装在明代初年用色偏向浅淡。裙褶十分盛行,有细密褶纹,也有大褶纹,褶纹装饰十分讲究。有一种名为彩条裙,每条选用一种颜色缎,每条色缎上绣出花鸟纹饰,带边镶以金线可成为独立的条带,将数条这样的各种彩条拼合在腰带上,就成为彩条飘舞的裙子,因此取名“凤尾裙”。有的还将整块缎料用手工做成细褶纹,取名“百褶裙”,有一种二十四褶裙取名“玉裙”。

  明代还有一种特殊式样的帔子,由于其形美如彩霞,故得名“霞帔”。这种帔子出现在南北朝时期,隋唐时期得此名,到宋代将它列入礼服行列之中。明代服用此式较为普遍,它的形状宛如一条长长的彩色挂带,每条霞帔宽三寸二分,长五尺七寸,服用时绕过脖颈,披挂在胸前,由于下端垂有金或玉石的坠子,因此越发显得高贵。

  明式服装的另一个特色是襟上佩挂饰物,并且十分醒目,都是些金、珠、玉等材料做成的各种饰物。其中垂挂在胸前的叫“坠领”,系在前襟的叫“七事”,走起路来有响声的叫“禁步”,这些佩饰统称“杂佩”。另有一种特别的佩饰,是在一条金链上,以环相连挂着四件小物件,即镊子、牙签、耳挖子和小刀,是些妇女的生活实用品。

  清朝是以满族统治者为主的政权机构,满族旗人的风俗习惯影响着中原地区。几千年来世代相传的传统服制,由于满族八旗兵的进关而遭到破坏。可以说这种变革,是中国传统服制的又一次飞跃,是历史上“胡服骑射”、“开放唐装”之后的第三次明显突变。

  满族的旗装,外轮廓呈长方形,马鞍形领掩颊护面,衣服上下不取腰身,衫不露外,偏襟右衽以盘纽为饰,假袖二至三幅,马蹄袖盖手,镶滚工艺装饰,衣外加衣,增加坎肩或马褂。其造型完整严谨,呈封闭式盒状体,因此形象肃穆庄重,清高不凡,而独树一帜,突破了几千年来飘逸的塔形衣冠。时至今日,它对现代服装也有一定的影响。特别是随着时代发展,经过加工曲线突出、修长秀丽的旗袍,已经形成了汉民族的代表服饰,显示了东方女性的温柔与内涵,具有永恒存在的价值。

  旗袍或短装有琵琶襟、大襟和对襟等几种不同形式。与其相配的裙或裤,以满地印花、绣花和裥等工艺手段作装饰,襟边、领边和袖边均以镶、滚、绣等为饰。清初满族妇女与男人的装扮相差不多,不同之处只是穿耳梳髻,未嫁女垂辫。满族妇女不缠足,不穿裙,衣外坎肩与衫齐平,长衫之内有小衣,相当于汉族妇女的肚兜,衣外之衣又称“乌龙”。

  乾隆年间,妇女着镶粉色边饰的浅黄色衫,外着黑色大云头背心,裙边或裤腿镶有黑色绣花欄干,脚穿红色弓鞋。也有的穿红衣,袖边镶白缎阔欄干,脚穿红色绣花鞋。也有的穿镶有黑边饰的无领宝蓝色衣,襟前挂香牌一串,纽扣上挂时辰表、牙签、香串等小物件。也有的在衣服外面结桔黄色带子,垂在腰胯两侧与衫齐,带子的端头有绣纹。还有白纱汗衫,黑裤红腰带,红肚兜,鞋后跟有提舌等等。

  光绪末年,妇女的上衣其长过膝,采用大镶滚装饰,裙上有时加十六至二十条飘带,每条带尾系上银铃,步行时有响声。衣襟前挂有金或银制的装饰物,如耳挖子、牙剔子、小毛镊子等,有的还挂有梅檀一类的装有香料的小香囊,也是前代遗留,也有的系着内装香脂粉的绸缎或缂丝制成的小镜袋。同时,上海流行一种新装,这种新装不但在袖边,也在臂肘上饰以镶滚,衣服较前窄且长,裤子也相应地窄了一些,并配以三至四对手镯。如此新装,确实将妇女们的形象装扮得更加清秀和娴静,这种在原有基础上稍加变化的新形式,在当时就是时髦的新潮装。

  自乾隆、嘉庆以后,不少旗女仿效汉服,在原来窄长的衣衫外面加上宽大袖子的马褂,或加宽衫袍的衣袖,并学缠足等陋习,引起仁宗和宣宗动怒,连续下谕禁止,并申明满洲八旗、蒙古、汉军督统、副督统随时检查,违者治罪。道光之后服装花样愈出愈新,但是新时兴的服装式样虽多,却只能在贵族之间流行,平民不能随意模仿。

  礼服分吉服和丧服两类。宫廷中的吉服有许多细节上的规定:皇太后、皇后、皇贵妃和贵妃的吉服冠采用熏貂并缀朱纬(一种图案),龙褂色为石青有绣文,龙袍色用明黄,皇子福晋、亲王福晋的吉服冠用熏貂,顶用红宝石。皇子福晋的吉服褂色用石青有绣文,皇子福晋蟒袍用香色,通绣九蟒五爪。一品至九品文武官员的夫人所着补服随夫品级,各种品级均以绣蟒为装饰。

  皇太后和皇后服装的领口以缕金铸之,以珍珠、绿松石、珊珊为饰。皇太后和皇后穿朝服时胸前挂有三盘朝珠,穿吉服挂一盘朝珠,均为珍珠和珊珊等高档饰物;皇贵妃、贵妃和妃的朝珠,是用密珀为饰。这种朝珠共计一百零八颗,分四部分,以三颗大珠间隔,每个部分二十七颗。皇太后、皇后和皇贵妃配有绿色采绦,用明黄色,绣文为五谷丰登。

  男装中以褂最为盛行,马褂是满清男子四种制服之一,四种制服为礼服、常服、雨服和行服,马褂即行服,又名“德胜褂”。马褂自康熙年间进入富家后,军服也用此制。马褂作为外用,有单、夹、棉几种不同做法,一般采用石青、绀色、黑色等较素的颜色,习惯上不用亮纱原料。在乾隆年间,有翻毛皮马褂,为贵族服用;官职人员着褂在胸前背后缀有补子,叫“补褂”。清初马褂采用天蓝色,乾隆时以玫瑰紫为佳,清末深绛(赤、大红)最流行。

  清代的上等褂为“黄马褂”,这种褂属于皇帝的最高赏赐,有四种人才可以享用:(1)皇帝出巡时的所有扈从大臣,即御前大臣、内大臣、内廷王大臣、待卫、仆长等皇帝的心腹之人,并可在帽顶后端插戴孔雀翎。(2)竞技场上比武的优胜者和每年“行围”时贡献珍贵禽兽的大臣可以享用,服用黄马褂时文官用黑色纽绊,武将用黄色纽绊。(3)作战有功、显赫的高级武将或统兵的文官可以服用。(4)朝廷特使、宣慰中外的官员可以被特赐,赏赐时必骑马绕紫禁城一圈,这种仪式在咸丰年间尤为盛行。

  辛亥革命后,服制形式大变,清代的官吏衣着和顶戴都被淘汰。最突出的就是剪辫,当时剪辫的先行者是城市中的官吏和知识分子,偏远乡村仍不轻易接受。当时旗人盛装虽然消失了,但是旗袍仍然存在。女学生中的“蓝布大褂”是领衔的式样,而后日渐流行起来。

  由于城市与外界交往频繁,因此服装的款式、材料变化快,而在边远山区和农村,相比之下几乎相差一百五十年。比如,当上海女子已经开始整烫头发,足着高跟鞋时,河北的妇女头上还戴着三、四百年前的冠子,足下还缠着一双“三寸金莲”;当北平的贵族妇女已经着贴身旗袍之时,在甘肃还有三十年前上海时兴过的大镶滚袖衣。

  都市女子结婚采用头披白纱,身着丝织礼服,手持白色花束的形式,举行“文明”结婚;农家女子仍然穿红袄戴珠冠,乘坐红轿,保持着旧式风俗。民国初年,福建一些地区甚至还在延用着明代的婚装,女子头戴瓦楞帽或方巾,身披霞帔戴珠冠,男人头戴大礼帽,上缀红缎辫或红丝线,其男女二者的装束实不相称,与都市的距离也更大。

  民国时期,政府规定新服制,男子采用中山装和西装。这两种服式均为外来式样,在官职人员和知识界比较多用,夏季选用白色,其他季节选用黑色或深色。长袍马褂仍然是常服的一种,长袍外加坎肩、马甲使用也很普遍。立领、三袋七个扣子的学生装,主要是高等学府的制服。此外,上衫下裤或外罩一条纻裙(围系式的或长或短的小裙),是乡间男女的普遍装束。

  二十年代,旗袍开始普及,其样式与清末旗装没有多少差别。但不久,袖口逐渐缩小,滚边也不如从前那样宽阔。至二十年代末,因受欧美服装的影响,旗袍的样式也有了明显的改变。到了三十年代初,旗袍已经盛行,当时的样式变化主要集中在领、袖及长度等方面。先流行高领,领子越高越时髦,即使在盛夏,薄如蝉翼的旗袍也必配上高耸及耳的硬领。渐而又流行低领,领子越低越“摩登”,当低到实在无法再低的时候,干脆就穿起没有领子的旗袍。袖子的变化也是如此,时而流行长的,长过手腕;时而流行短的,短至露肘。

  二十世纪三、四十年代由于外来商品的进入,西方生活习俗的渗透,国内大城市女子频繁地出入交际场所,使得社会风气为之一变。洋式衣裙还要配上眼镜和手表,遮阳伞握在手中,更显新潮和浪漫。欧洲和东洋摩登时装,从短裙、内衣以及色彩等方面影响着国内的女子,仿效的人越来越多。甚至还出现了模仿美国的简便装束,爱好运动的女士们多穿红色镶银边的百褶裙,并以胸罩代替旧时的肚兜(中国自古流传至今的一种用红布绣花,并加金银链,挂在颈部的护身衣),此外连衣裙也较为普遍。在民国时期的二十年代至四十年代,裘衣仍盛行于富人之家。

  当时日本留学生的“留海头”和“大和髻”是时髦女子模仿的一个目标。窄而长的衣衫,黑裙无绣纹,手表和椭圆形有色眼镜,尖皮鞋,提包和伞,都是日本“东洋女”带进来的。光绪末年在广州就已出现过这种装束,被人们称为“自由女”装束,这表示了她们开放的思想和行为。民国初期开始,有一些人所穿的摩登服装叫“文明装”。

  外国廉价商品的大量输入,大大压抑了国内同类商品的生产和消费,国货销售一度发生困难。当时为了打开国产服装的销路,1930年1月9日有关人士在上海大华饭店举办了一场“国货时装表演”,可以说是中国首次时装表演活动。据民国十九年(1930年)出版的《生活周刊》杂志登载,表演的服装品种有男式西装、女子长体旗袍、婚纱服和礼服等九类。表演场上,经挑选的男士和女士们穿上指定的服装缓步依次出场,给人以活泼和新奇的感觉。这次表演吸引了千余观众,盛况空前。另外,他们还邀请各类明星穿着各种新奇式样的服装,以达到宣传新产品的作用。

  新石器时代(约1万年前—约4千年前),中国的先民用草、麻、葛编织成履。古代,鞋的称谓很多,有屦、履、舄等,其中以舄最为显贵。古鞋的种类以材料来分,有草葛、布帛和皮革三种,其中布帛鞋是指以麻、丝、绫、绸、锦等织物布制成的鞋。

  汉代(公元前206年—公元23年)布帛鞋的鞋头多呈分叉状,底用麻线编织,称之为双尖翘头方履。魏晋时期(公元220年—316年)一般鞋的前端织有双兽纹饰,配色和谐,鞋式优美。北齐(公元550年—577年)时,上至天子下至百姓流行穿屐,所谡屐,指有木齿的鞋,由扁、系、齿三部分组成。宋代(公元960年—1297年)男性多穿小头皮鞋,女性所穿鞋多为圆头、平头或翘头,上面也饰有各式花鸟图纹。

  清代(公元1644年—1911年)男鞋以尖头鞋为主,其材料夏秋用缎,冬则用建绒,其有厚底薄底之分,面作单梁或双梁,鞋帮有刺花或鞋头作如意头卷云式。清代的女鞋颇具特色,鞋底多为木质,高一寸至五寸不等,其底形为上宽而下圆,被称之为“马蹄底”,鞋面常以绸缎所制,上施五彩刺绣。贵族妇女有的在鞋面上还镶嵌各种珠宝,老年妇女则多穿木制平底鞋。

  南北朝(公元420年—581年)时期,靴在北方广泛流行,且波及到江南。唐时(公元618年—907年)靴已官庶咸宜,宋代始出现女靴,元代(公元1279年—1368年)盛行高丽式靴。明代虽朝廷下令禁止庶民百姓穿靴,但仍出现了许多似靴像履的短筒靴。清代男子着便服以鞋为主,穿公服才着靴。靴多以缎、绒、布皮为材料,朝靴为方头靴,民间皆为尖头靴。

  元、明两代有规定只准有钱人家的女子缠足,这一时期的弓鞋多四寸至五寸高的鞋底。到了清代,汉族女性的“三寸金莲”深得满族妇女的青睐,清政府多次禁止旗人缠足,但屡禁不止,许多旗女仍仿效不疲,缠足之风极盛。弓鞋式样很多,有眠鞋、换脚鞋、尖口鞋、踏堂鞋、网子鞋、莲鞋、棉鞋、套鞋丧鞋、坤鞋、合脸鞋等数百种。考究的弓鞋在鞋头、鞋底、鞋里和鞋帮上绣满了各种吉祥的图案,有钱女子的弓鞋跟上还加缀明珠等饰物。

  自光绪末年至民国初年(公元1908年—1912年),中国妇女中曾经流行的发髻,有螺髻、包髻、连环髻、朝天髻、元宝髻、鲍鱼髻、香瓜髻、空心髻、盘辫髻、面包髻、一字髻、东洋髻、堕马髻、舞凤髻、蝴蝶髻等等。

  帽子在中国很久以前就发明了,如成语中有“衣冠楚楚”、“冠冕堂皇”等,这里的“冠”、“冕”指的就是帽子。“冕”比“冠”出现要早,一般指封建帝王专用的“冕”,在皇子继承皇位时才加“冕”。劳动者只能戴头巾,主要用来揩汗,以后当作帽子裹头。

  冠产生之后,冠、帽之间有了贵贱等级之分,贫贱无身份的人不准戴冠。每一个朝代的冠式、冠制与前代相比都有不同。汉代(公元前206年—公元220年),它的形式大体已与帽式相类。冠还得与头帕配合,卑贱者只能戴头帕,未成年者只能戴空顶头帕,这种冠制一直影响到明代。明代(公元1368年—1644年),公服中又有了乌纱帽。

  旗袍是从满族古老的服装演变而来的,旗袍满语称“衣介”,过去泛指满洲、蒙古、汉军八旗男女穿的衣袍。

  清代(公元1644年—1911年)初期衣袍式样有几大特点:无领、箭袖、左衽、四开衩、束腰。箭袖,是窄袖口,上加一块半圆形袖头,形似马蹄,又称“马蹄袖”。马蹄袖平日绾起,出猎作战时则放下,覆盖手背,冬季可御寒。四开衩,即袍的下摆前后左右,开衩至膝。左衽和束腰,紧身保暖,腰带一束,行猎时可将干粮、用具装进前襟。男子的长袍多是蓝、灰、青色,女子的旗装多为白色。

  至上世纪30年代,满族男女都穿直统式的宽襟大袖长袍。女性旗袍下摆至骨干(小腿),有绣花卉纹饰;男性旗袍下摆及踝,无纹饰。40年代后,受国内外新式服饰新潮的冲击,满族男性旗袍已废弃,女性旗袍由宽袖变窄袖,直筒变紧身贴腰,臀部略大,下摆回收,长及踝,逐渐形成今日各色各样讲究色彩装饰和人体线条美的旗袍样式。

  汉族是中国也是世界上人数最多的民族,其历史源远流长,文化辉煌灿烂。纵观几千年的历史,汉族的服饰在式样上主要有上衣下裳和衣裳相连两种基本的形式,大襟右衽是其服装始终保留的鲜明特点。而不同朝代、不同历史阶段,又各有不同的特点。

  商周(约公元前16世纪—约公元前1066年)以前的图案,与原始的汉字一样,比较简炼、概括,抽像性强烈。周代以后至唐宋时期,图案日趋工整,上下均衡、左右对称,纹样布局严密。明清时期,已注重于写实手法,各种动物、植物,往往被刻画得细腻、逼真、栩栩如生,仿佛直接采撷于现实生活,而未作任何加工处理,充分显示了中国汉族人民的勤劳与智慧。

 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绚丽多彩,精美绝伦,各具特色,是各民族优秀历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

  服饰制作从原料、纺织工艺,以至样式、装饰都保持着鲜明的民族和地区特色。以捕鱼为主要经济生活的赫哲族早年曾以鱼皮为衣;曾长期从事狩猎的鄂伦春、鄂温克等民族用狍皮兽筋缝制衣服;经营畜牧业的蒙古族、藏族、哈萨克族、柯尔克孜族、裕固族等,穿戴多取诸牲畜皮毛;从事农业的少数民族则以当地出产的棉麻丝为原料,纺织布帛丝绸,缝制衣服。少数民族的纺织、鞣皮、擀毡等工艺,也有着悠久的历史,如黎族的木棉布、藏族的氆氇、维吾尔族的爱得丽丝绸、鄂伦春族的皮毛制品等素负盛名。

  中国少数民族服饰款式纷繁,各自有异,大体上有长袍和短衣两类。穿袍子的民族一般戴帽蹬靴,穿短衣的民族多缠帕着履。袍子形式也多种多样,有蒙古、满、土等民族的高领大襟式,有藏、门巴等民族的无领斜襟式,有维吾尔等民族的右袵斜襟式等,还有坎肩式长袍。短衣则有裤和裙之别,裙子款式有百褶裙、筒裙、短裙、连衣裙等。

  民族服饰不仅民族与民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区别,就是在民族内部,不同支系、不同地区也都有明显的差异。省与省之间,县与县之间,以至寨与寨之间都有差别,如百花齐放,千姿百态。服饰是民族最显而易见的标志,历史上曾因服饰不同,赋予了很多民族各种地方性的名称。在中国这样一个地域辽阔,民族众多,社会发展不平衡的国家里,由于经济生活、文化素养和自然环境、地理气候的差异,从而导致民族服饰的多种多样,应该说这是民俗服饰的特点之一。

  中国少数民族的刺绣、蜡染等工艺相当发达,并广泛用于服饰装饰上,是民族服饰的又一特点。刺绣是各民族普遍喜爱的工艺,一般运用在头巾、腰带、围裙以及衣襟、环肩、下摆、袖口、裤脚、裙边等易损部位,既起装饰作用,又有实用价值。刺绣包括挑花、补花、绣花等多种工艺,绣花的手法有平绣、搊绣、编绣、结绣、盘绣等,花纹图案有自然景物、吉祥图案和几何纹样等。

 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并使用牙刷的国家。据考证,辽代应历九年(959年)就有了植毛牙刷。到赵匡胤建宋(960年)之后,史书上关于牙刷的记载便多了。周守忠撰写的《养生类纂》一书中就载有,“早起不可用刷牙子(即牙刷),恐根浮并牙疏易摇,久之患牙痛,盖刷牙子皆是马尾为之,极有所损”,可见当时已从植毛刷发展到马尾刷。由于牙刷制造粗陋,人们对它的作用认识很不够。到了元代,人们才渐渐重视起来。有个叫郭钰的诗人写诗赞道:“南州牙刷寄来日,去垢涤烦一金值!”

  宋代(公元960—公元1279年),日本和朝鲜的折扇是中国进口的贵重手工艺品,有的作为该国使节或僧侣觐见中国帝王的礼物,博得中国社会文人学士们的赞赏。而日本的桧扇,起源于中国流传到日本的笏。原来,公元七世纪日本宫廷模仿中国宫廷的礼仪,百官在朝会时手执以桧木制成的笏,上下叠成几片,以五彩丝线贯组,笏上贴纸,书写上奏天皇之事,就如同当代的记事本或备忘录。笏发展到后来,就成为桧扇,到宋代列为日本宫廷礼仪的规范服饰品。

  如果宋时的中国人也认为折扇是舶来品而不取其长,或照搬过来一味模仿,恐怕就不会有后来的中国折扇之繁荣了。所幸,中国宋代的匠师在学习日本、朝鲜折扇长处的同时,又结合中国盛产竹子、宣纸的特点以及雕刻、书画等传统艺术特色加以发展。在扇骨上,以名贵的湘妃竹、棕竹取代桧木、白松木;两旁的扇柄雕刻诗词字画,扇头下垂饰玉器扇坠或五彩丝线编结的流苏。同时,在洁白的宣纸扇面上题词作画,提高了折扇的艺术水平。

  到明清两代,折扇普及到了民间,更成为书画、雕刻、刺绣、髹漆、装裱、剪纸等艺术融于一体的手工艺品,充分发扬了中国民族传统艺术的特长。扇面以上矾的宣纸制成,装裱讲究。董其昌、文徵明等书画家在扇面上有不少佳作,使画坛上一时有“小品胜于大品”之说。清代杭州王星记扇庄的黑纸扇面上贴以金箔剪镂的图案。扇柄和扇骨更以象牙、檀香木等制成,雕镂也更加精巧;有的扇骨饰以髹漆,或镶嵌螺钿,五彩斑斓。扇头的式样有竹节、如意等近百种之多。固定扇头的钉铰,虽然小如豆粒,但以牛角、铜、金、银烫印或铸造而成,式样也各不相同。橄榄核和核桃雕刻的扇坠更令人惊叹不已。刺绣扇袋,既美观,又起到保护折扇的作用。这样,明代以后,中国的折扇反而大量出口到日本,以至于到康熙八年(1669年),日本朝廷为了节约外汇,不得不诏令禁止中国折扇进口。

  西洋人欣赏东方文化的异彩,但决不会跪倒膜拜。对小小的折扇,也进行了他们的改造。当时欧洲国家的造纸手工业远远落后于中国,于是西班牙便以细嫩的牛犊皮和羊羔皮作为扇面,有的还喷洒香水,称为香皮扇。法国的折扇以雪松、椴木、珍珠贝、玳瑁等为扇骨,雕镂玲珑剔透的涡旋纹、玫瑰花、卷曲的簇叶等“洛可可”图案。到18世纪,欧洲宫廷内流行彩色铜版画印刷纸折扇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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